动员千遍，不如问责一次。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施行以来，各级党组织把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，坚持失责必问、问责必严，以强有力的问责推动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，成效明显。即日起，中国纪检监察报推出“用好问责利器”系列观察，敬请关注。

　　“瑞金市沙洲坝镇水管站站长杨志忠，明知结对帮扶贫困户档案资料缺失、脱贫账本未经第一书记签字等问题，且在镇纪委督查发现指出问题后，仍未及时整改，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。”近日，江西省赣州市纪委监委公开通报了6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典型问题，多名党员干部被问责。

　　对扶贫领域违纪违法问题点名道姓通报曝光，在江西已成为常态。今年以来，该省共查处扶贫领域问题2282个，处理3271人，同时对扶贫工作失职失责的1180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，倒逼责任落实。

　　记者注意到，今年以来，随着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深入开展，各地扶贫领域问责人数较之前明显增加。从问责内容看，工作作风不严不实，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问题突出；从问责对象看，大部分是乡科级及以下干部，既有直接责任人，也有领导责任、监督责任落实不力者；从问责方式看，公开通报曝光成常规动作，不少地方还通过具体案例以案明纪明法，放大问责效应。

　　从数据上看，各地高度重视扶贫领域失职失责问题的查处，扶贫领域问责人数占问责总人数的比例较高。如山东省聚焦精准识别、资金管理、工作作风等关键环节，把具有扶贫责任的职能部门作为重点，对思想重视不足，重审批轻监管，重部署轻落实，没有充分发挥职能的，一律严肃问责。今年上半年，该省在扶贫领域问责815人，占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总问责量的66.86%，占全省上半年问责总量的39.91%。

　　从各地情况看，因以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对待脱贫攻坚工作而被问责的人数较多。今年以来，结合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活动，各地普遍开展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整治，查处了一大批典型案例。

　　贵州省三都县委原书记梁嘉庚不聚焦扶贫工作，把精力和资金都集中到与脱贫攻坚工作无直接关系的“养生谷”“千神广场”等“高大上”的综合开发项目上；山东省鄄城县旧城镇西周楼村扶贫车间在工人较少或者停工时，把平板电脑放在摄像头前，播放平时工人正常工作录像，以应付远程视频检查……相关组织和人员均被问责。

　　“由于扶贫资金分配、项目实施等具体任务的落实工作，多由乡、村干部负责或参与，加之他们与贫困户直接打交道，违纪问题线索易被发现和举报，成为扶贫领域被问责的主要群体。”江西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，今年上半年，该省问责的乡科级及以下干部人数占总数的绝大部分。

　　而在扶贫领域相关案例通报中，还出现了因“两个责任”落实不力被问责的典型。对扶贫领域典型问题，贵州省在严肃处理直接责任人、领导责任人的同时，还对主体责任、监督责任落实不力者严肃问责。今年以来，该省共对扶贫领域落实“两个责任”不力的669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。

　　对扶贫领域问责典型案例点名道姓通报曝光，成为不少地方的规定动作。陕西省制定出台脱贫攻坚问责办法，对通报曝光等作出明确要求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监委近期公开通报曝光10起扶贫领域问责典型案例，并以此开展警示教育。

　　“对扶贫领域典型案例通报曝光，不只是为了让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‘亮丑’，更重要的是督促包括这些人员在内的全体党员干部明责履责，盯紧关键环节，激发责任担当，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。”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。